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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 ——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2021年07月16日 09:59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冯波 字号
2021年07月16日 09:59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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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m as the Ethical Life:Reflection on the "Near Kantian" Explanation of Marxist Normal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冯波,k7名门棋牌官网: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021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关键词:共产主义/马克思/伦理生活/规范性政治哲学/“近康德”阐释/黑格尔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9)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不断冲击和深化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的兴起,一个重要原因或背景就是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而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康德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但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只能对马克思哲学作“近康德”阐释呢?本文希望能够阐释黑格尔法哲学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意义,反思对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问题所在。

  一、自由作为自我实现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为什么“近康德”阐释是必要的呢?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必将导致决定论,而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前提预设则是康德所强调的自由意志。正如王南湜教授所说,“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我们仍然要以……近康德的阐释方式来超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式理解,证明世界的可改变性。这是一个基本前提”[1]。“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未能成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2]如果世界是被严格决定的、绝对确定性的,那么对世界的改造和规范就成为不可能,人只能成为解释世界的旁观者,而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行动者。如果规范性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人的实践是可能的,那么社会历史必须是可改变的、可规范的,而不能是严格决定论的。马克思处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黑格尔比康德更加强调外在现实对主体的限制,因而更接近决定论;为了消除决定论,有必要把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更加靠近康德、更加远离黑格尔。这是对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基本预设。

  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反思和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阐释,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阐释建立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上,黑格尔哲学本身并非决定论的。因为自由之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这座“大厦”而言,也是“拱顶石”一般的存在。黑格尔说:“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3]34自由意志是法权的基础,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决定的,那么人的行为也就没有正当与否可言。这一点,黑格尔与康德并无二致。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是否真的有必要。

  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最高目标都是自由,但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却导致了人们对黑格尔哲学是“决定论”的误解。在康德那里,自由即自律,自由是意志自我规定的能力,“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唯一原则”[4]43。所谓意志自律,就是对意志之外的一切质料的独立性,自觉地排斥感性爱好之于行动的决定因,使意志自身成为行动的唯一原因,从而树立起意志的自我立法、“自成因果性”。正如亨利希(Dieter Henrich)所言:“自由是一种因果律,它不仅决定属于理智世界的法则,而且也决定行动,这些行动的影响在感性世界中是已知的。”[5]143康德希望通过本体界“意志自由”的悬设,以行动为中介影响现象界。

  康德的意志自由意味着,自我规定性的确立需要排除意志之外的现实因素的影响。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意志自由包含了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现实因素。黑格尔说:“自我从无区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过渡到设定一个规定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3]42意志包含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纯粹的无规定性,意志只是意欲,但并不意欲一个特定的内容和对象。因此,意志的第一个环节是空洞的、抽象的自由,它通过消灭意志之外的一切规定性而成全意志自身之自由,这种绝对的可能性、空虚的自由,会演变成“破坏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的狂热”[3]38。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有这种倾向性。为了成全自我规定,意志需要排除在它之外的一切现实规定性,并通过行动去影响并非意志之自我规定的外在现实,因此,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有一种通过行动去消灭一切并非自我规定的客观现实的冲动和倾向。这种自由只是一种主观任性,只是主体自我认定的正当性,却能够拿来批判并非由它规定的一切客观现实。这是一种“哲学的恐怖主义”!意志不能停留在这种空乏的恐怖主义之中。

  意志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外在现实对意志的限制。意志不仅仅是自我规定,还需要外在现实对意志的规定性。康德并不承认外在现实、感性爱好对意志自由的规定性,并且认为外在现实与感性爱好是对自由意志的剥夺与损害,“将欲求能力的一个客体(质料)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一切实践原则,全都是经验性的,并且不能充当任何实践法则”[4]24。在康德看来,如果外在现实成为决定意志的一个规定,那么所谓意志的自我立法就成为空谈。但是,黑格尔将现实因素称为意志规定性的一个环节,并非意在取缔意志的自我规定、自我立法,让外在现实成为决定意志的原因,从而陷入决定论之中。黑格尔只是希望意志自由能够获得现实性,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这就需要意志的第三个环节对前两个环节的综合,前两个环节在第三个环节中得到和解。

  意志的第三个环节是“在自身之中的自我中介的活动并返回到自身”[3]44。意志以外在现实亦即以他物为中介并在他物中守住自身、返回自身,“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这个他物中,守住自己本身(in diesem Anderen bei sich selbst sei);自我在规定自己的同时仍然守住自身,而且并不停止持存为普遍的东西”[3]45-46。意志尽管欲求一个他物,但意志在他物中保持自我,而不是在他物中迷失。守住自身是为了返回自身,意志将自身放置在对象之中,是要在对象中认出自身。就像人格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事物在人格之外限制人格,但人格占有事物,把事物视为财产,却能够确证人格自身的本质与自由,“由于这个规定占有物就是财产,占有物作为占有物是手段,但作为人格的定在则是目的”[6]278。就像人格之间的关系一样,同他者的关系是对自己的限制,但自己能够在他者那里直观到自己,“表明自己是自由的自身,并且对他者作为这样的自身而在那里,——这就是承认的过程”[6]199。因此,自由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本质,而是一个关系,自我与他者、他物的合理关系,“对黑格尔来说,自由是一种关系属性。它包含自我、对象(就这个词的宽泛意义而言)和自我的合乎理性的计划”[7]77。

  尽管康德在法权论中也探讨一个人格对另一个人格以及与外在占有物之间的外在关系,但决定这些外在关系正当与否的法权法则的确立,同样需要排除外在现实和感性爱好的影响,仅由理性的即可普遍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康德说:“普遍的法权法则:‘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8]239法权通过强力防止他人的任性,即受感性爱好的影响而发出的行为阻碍我的自由,同时也防止我的任性阻碍他人的自由。自由意志(Will)不等于自由任性(Willkür),人的任性尽管不受外在现实与感性爱好的规定,但要受到它们的刺激和影响,从而偏离普遍法则,“从概念上看,如果使欲求能力去行动的规定根据……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做任性”[8]220。由于受到各自外在现实与感性爱好的不同影响,任性的诸行为是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因此不能普遍化为一个法则。而自由意志就要排除感性爱好的影响,由纯粹意志单独发出行为,这样,意志倒空了规定各异、矛盾重重的经验因素,进而产生了可普遍化的理性法则。

  同样,康德处理人格与占有物关系最终是为了排除外在现实和感性爱好对自由意志的影响。康德说:“因为我的任性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在物理上有权使用的某种东西。如果对它的使用毕竟在法权上不属于我的权限,也就是说,不能和每个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是不正当的),那么,自由就会剥夺自己在其任性的一个对象方面对任性的任何使用。”[8]253任性的对象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财产是经验性、现象界的占有物。对财产的使用可以满足人类学上的实用目的,但不能违背纯粹意志颁布的普遍法则,否则法权就会通过强力剥夺这个财产,强制人性符合自由意志。

  总之,黑格尔对自由意志的理解与康德不同,康德停留在意志的自我规定环节,而黑格尔将外在现实的规定性纳入意志的诸环节之中,自由也就超出了自我规定,成为“自我实现”。自由不能停留在康德的“悬设”之中,自由作为“悬设”只需要内在德性的提升、主体内部的反思平衡,而自由的实现则需要处理好自我与对象(他物、他者)之间的关系。排斥外在现实固然可以摆脱决定论,但也因此失去了现实性;关注外在现实并不意味着被外在现实决定,而是在现实中实现自我、实现自由。

  马克思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任何领域内的活动,“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537,并在多种活动领域中发展出多样的能力。因此,个人的发展是全面的,他不会被束缚在某一狭隘的活动领域中,不会被碎片化、片面化。马克思的“自由发展”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一样都包含着康德“自我规定”的含义: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所从事的活动,而不是受到外在社会分工固化的强制;自由发展是自律而不是他律。

  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不仅包含“自我规定”的环节,还包含着“自我实现”的环节。要想实现分工从“自然形成”到“自愿”的过渡,就需要由现实的个人联合成共同体,以共同体的方式掌握社会生产力,自觉调节社会生产,“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571。无论是共同体还是社会生产,都是个人赖以实现自由的外在条件。在“自我实现”这一环节中,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致力于向外突破意识自身的圆圈,处理好个人与共同体(及他人)、个人与社会生产力(及其产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能够实现个人自由的共同体,一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共同体的目标和责任始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能够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现实条件。

  作为私人个体,每个人都无法全面认识和掌握社会生产总体,因此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往往感受到的,不是人在决定社会生产,而是社会生产在决定着人。个人在社会生产中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外在必然性、物的规律,即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规律支配着。但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有意识地控制着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力掌握在共同体手中,并且服务于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11]97。总之,共产主义使共同体与社会生产成为个人实现自由发展的现实因素、外在条件,真正实现了黑格尔“向外突破意识自身圆圈”的路径。

  因此,自由不是自我的修养,而是自我与他物、他者之间的合理关系。但个人处理与他物、他者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受他物的摆布、受他者的控制,而是与他者联合起来共同掌握他物的力量,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个人自由。马克思实现自由的思路,可以视为对黑格尔的“意志在他物中守住自身并返回自身”的国民经济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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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冯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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