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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怿堂诗钞》作者与吴敬梓关系考论 ——兼论《儒林外史》人物原型
2021年07月16日 10:13 来源:《文献》2019年第2期 作者:叶楚炎 字号
2021年07月16日 10:13
来源:《文献》2019年第2期 作者:叶楚炎
关键词:涂逢豫;《怿堂诗钞》;《儒林外史》;余夔

内容摘要:

关键词:涂逢豫;《怿堂诗钞》;《儒林外史》;余夔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怿堂诗钞》对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怿堂诗钞》,可以清晰考辨其作者涂逢豫的行迹和交游,而保留在诗集中赠与吴敬梓的五首诗作等文献也为我们探讨吴敬梓的行迹、思想,以及涂逢豫与吴敬梓、吴烺父子的交游,包括吴敬梓父子与其他友朋的交往等提供了诸多资料。除此之外,《怿堂诗钞》还提供了原型人物考索的重要线索。通过考证可以知道,涂逢豫便是《儒林外史》中余夔的原型,吴敬梓将涂逢豫的很多特性挪用到小说中,并以之为基础,塑造了余夔这一人物。

  关 键 词:涂逢豫/《怿堂诗钞》/《儒林外史》/余夔

  作者简介: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涂逢豫,字长卿,一字怿堂,号莼溪①,是雍乾年间南京的著名士人。宁楷在叙及南京的友人时曾在诗中写道:“南有陶蘅川,北有程棉②庄,东有戴古田,西有涂长卿。如此数君子,高躅均非常。志趣或小异,述作齐炳烺。会编儒林中,不亦文苑行。”③涂逢豫不仅在友朋的眼中是可以与《儒林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程廷祚(字绵庄)相提并论的士人,同时他也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好友,严长明便写有名为《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蘅川不至》④的诗作。涂逢豫还与吴敬梓之子吴烺有交谊,吴烺的《杉亭集》中也有《秦学士招饮寓庐喜涂长卿至分得痕字横字二首》⑤。

  可以说,涂逢豫是研究吴敬梓交游以及探讨《儒林外史》成书过程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学界对于涂逢豫的了解却并不多。约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八年(1803)年之间⑥的《蒲褐山房诗话》中有一段涂逢豫的小传,在结尾提到其“然中年早卒,所存无几”⑦,从这句话看,早亡且著作基本散佚殆尽或许是此前学界对其知之甚少的关键原因。但事实上,虽然《蒲褐山房诗话》的作者王昶(1724—1806)与涂逢豫是同时代之人,但《蒲褐山房诗话》中所说的这两点却都有误,涂逢豫不仅长寿,并且也有诗集存世。而可以纠正这些谬误并提供了诸多研究资料的便是涂逢豫的诗集《怿堂诗钞》。

  一、《怿堂诗钞》及其作者涂逢豫

  成书于民国五年(1916)⑧的《雪桥诗话续集》曾记载涂逢豫“有《怿堂诗钞》”⑨,并引用了其中的《百子山》《秦淮曲》等诗。孟醒仁所著的《吴敬梓年谱》中亦提及涂逢豫“著《怿堂诗钞》”⑩,从这句话前面的引文来看,应该来自于《雪桥诗话续集》的记载。而《中国古籍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人别集总目》等均未著录此书,也没有其他学者提到过涂逢豫的这部诗集。

  《怿堂诗钞》四册,清刻本,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版框高17厘米,半页宽11.3厘米。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目录页署“上元涂逢豫莼溪氏著”、“男长发校字”,卷末刻有“江宁端木介山镌字”。在卷一首页上钤印二方,一方为朱文长方印“夏庐所藏金石书画图籍”,另一方为朱文方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夏庐是胡小石先生(1888—1962)的号,胡小石先生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去世后其藏书赠与了南京大学图书馆。

  卷首刻有梦麟、陶湘所写的两篇序言,均没有署作序时间。梦麟序提到其从提督江苏学政离任之事,则此序应写于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时间下限则为梦麟去世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11)。陶湘序中有“壬辰秋,归自京华。长卿亦后先返棹,访予冰雪窝中,流连数日,因出其前后所为诗属予论定之”(12)之语,则此序写作时间或为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

  《怿堂诗钞》共存诗571题、801首,分为九卷,每卷的题名分别为《红豆吟》《山璺集》《凤城编》《皖江集》《晋游草》《通潞集》《淮海录》《灊阳录》《蜀游草》。据《续纂江宁府志》,涂逢豫“作《红豆吟》《林於阁诗》”,并著有“《山璺集》《凤城编》《皖江集》《晋游草》《通潞集》《淮海录》《灊阳录》《蜀游草》”(13),从题名看,除了《林於阁诗》之外,府志中所载的这些诗集基本都被编入了《怿堂诗钞》。

  根据《怿堂诗钞》可以较为清晰地考知涂逢豫的生平行迹。《怿堂诗钞》卷三有《长安春日杂诗十首》,在第七首的小注中有曰:“丙辰予年二十五。”丙辰年为乾隆元年(1736),由此上推,可以知道涂逢豫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据卷八《发男拣用蜀中过潜盛觐喜而有作》一诗小注中的“重九为予初度”之语,涂逢豫的生日当为九月初九。

  《怿堂诗钞》的九卷诗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每卷之前都有涂逢豫所作的小序。从这些小序可知,卷一《红豆吟》是涂逢豫“弱冠以后十馀年”诗。卷二《山璺集》乃“自壬戌至丙子”,即乾隆七年(1742)至二十一年(1756)所作之诗。乾隆二十二年(1757),涂逢豫“以优行贡入太学”,二十四年“旋以京兆榜获隽”,成为举人,此后“因萱堂笃老,庚辰(1760)六月遄归”(14),从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存之诗即为卷三《凤城编》。乾隆二十六年(1761),涂逢豫应安徽布政使许松佶之邀入幕,至二十七年(1762)辞去,期间所写之诗为卷四《皖江集》。乾隆二十七年,因长子长发赘于太谷,涂逢豫到晋阳,并“主大陵书院讲席”(15),至三十年(1765)冬准备入京参加会试,期间所存诗为卷五《晋游草》。涂逢豫于乾隆三十年至京,三十一年(1766)秋“主潞河讲席”,至三十七年“始附舟归里”(16),其间所得诗为卷六《通潞集》。乾隆三十八年涂逢豫任高邮州学正(17),三十九年又任海州学正(18),“岁暮检稿中所存稿”(19),汇为卷七《淮海录》。乾隆四十年(1775),涂逢豫任潜山训导之职(20),其间“凡八年”,约至四十七年(1782),“合为一编”(21),即卷八《灊阳录》。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涂长发在蜀地为官,涂逢豫离开潜阳入蜀,“凡所存诗”(22),为卷九《蜀游草》(23)。

  诗集中标有确切时间的最后一首诗为卷九的《人日试笔》,中有“乙巳逢人日,七旬有四年”之语,乙巳为乾隆五十年(1785),此时涂逢豫七十四岁。此诗之后数首还有名为《宿白沙府》的诗作,中有小注“时男授开邑令”,据《夔州府志》,涂逢豫之子涂长发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开县知县(24),因此,《怿堂诗钞》中的存诗应当截止于乾隆五十一年,此时涂逢豫已是七十五岁的老翁。

  也便是说,《怿堂诗钞》的存在本身便可以纠正《蒲褐山房诗话》中涂逢豫的诗作“所存无几”的讹误,这些诗作也足以说明涂逢豫并非“中年早卒”,而是恰如他的好友陶湘所预言的那般是“其年之寿且康”(25)之人。

  由于资料所限,现在还无法得知涂逢豫确切的卒年(26)。但涂逢豫之子涂长发的仕宦经历却可以成为考证涂逢豫卒年的一个重要参照。据涂逢豫在《怿堂诗钞》卷九小序中所云,涂长发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嘉定府荣县知县之职,因此将涂逢豫从安徽迎接到四川奉养。而此后涂长发的任职之所也都在四川,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到,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入蜀为官始,至嘉庆五年(1800)卸任眉州太守为止,涂长发在蜀地的任职履历是连续的。这也就意味着,涂长发这段时间的仕宦不曾被守制之事打断。考虑到涂长发只是府县地方官,夺情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涂逢豫在涂长发任职于四川的这段时间内未曾去世,其卒年的上限不应早于嘉庆五年(1800),而此时涂逢豫已是八十九岁高龄。

  二、涂逢豫赠与吴敬梓的五首诗作

  如前所论,涂逢豫是吴敬梓的好友,这从严长明所写的《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蘅川不至》诗作题目便可以得到确证。此外,涂逢豫还有赠给吴敬梓的诗作,据《雪桥诗话》所载:

  全椒吴敬梓,字敏轩,荀叔司马尊人也,荐鸿博不赴。涂长卿赠诗有“曾见鹤书飞陇畔,谁知豹隐隔山巾”之句。(34)

  这则材料被《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等书收录,尤其是其中涂逢豫的两句赠诗,对于研究吴敬梓生平及交游颇为重要。但事实上,涂逢豫给吴敬梓的赠诗不止一首,而这些诗作都保留在《怿堂诗钞》中。

  《怿堂诗钞》中给吴敬梓的赠诗共有五首,即位于卷一的《寄吴敏轩》和《赠吴敏轩四首》,《雪桥诗话》所引涂逢豫赠与吴敬梓的两句诗便出自《赠吴敏轩四首》(其二)。

  《寄吴敏轩》

  忆君广陵去,山馆发桐花。此日客何事,长空月自华。莺声绻杨柳,江浪补云霞。应有新词帙,临风鼓枇杷。

  《赠吴敏轩四首》

  (其一)十载魂销幼妇词,离情好鸟隔芳枝。爱搴兰茝临风秀,敢道芙蓉出水迟。碧草春深南国梦,青溪云老北谯思。相逢一笑还相惜,弹遍怀陵世岂知。

  (其二)释奴龙子迈群伦,词赋争传不夜珍。曾见鹤书飞陇畔,谁知豹隐隔山巾。笔床书幌酬虞愿,萝幄松窗慰许询。千载黄金台上月,于今清冷照何人。

  (其三)怀古情深恨转加,每逢江左惜才华。了无俗韵推微子,少有门风是阮家。刘尹不逢犹植树,长瑜一见许同车。剧怜此调何零落,鸣鹤声声倚断霞。

  (其四)去去芜城欲问船,茱萸湾口卖餳天。三分酥雨红楼箔,万里春潮白打钱。只有梅花知水部,更无金粉识樊川。遥知鄂被舟中夜,杨柳依稀赛客眠。(时将之广陵)

  通过涂逢豫的这五首诗可以看到,对于吴敬梓的诗作,涂逢豫有较高的评价,不仅以“幼妇词”之典称赞其为绝妙好词,更以“敢道芙蓉出水迟”等语来具体形容吴敬梓诗歌的风貌,这与黄河在《文木山房集序》中所说的“其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正属同脉(35),可见是诸位友朋对于吴敬梓诗作的一致评价。

  涂逢豫一方面赞扬了吴敬梓的诗赋才华,另一方面却也深惜吴敬梓的不遇,而将“曾见鹤书飞陇畔,谁知豹隐隔山巾”两句放在全诗中去体会,亦可寻味出在友朋眼中,吴敬梓未赴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之试,是出于与《遂初赋》命意相同的主动选择。对于这一点,涂逢豫也在诗作中表达了赞赏,但这又与涂逢豫对吴敬梓诗作的褒扬以及对其不遇的惋惜相重叠,构成了颇为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层次,而这或许也折射出了吴敬梓彼时的某些心理状态。

  从“释奴龙子迈群伦”一句还可看出,涂逢豫不仅是吴敬梓的好友,也应认识吴檠,因此以“卢家千里,释奴、龙子”(36)之典称扬吴氏兄弟。此外,“青溪云老北谯思”之句中的北谯,可与《怿堂诗钞》卷九《后花朝诗》小注中的“北谯吴敏轩”对读,北谯是全椒之古称,这与严长明的诗句“昨年倾盖阜陵吴(敏轩丈)”(37)中的“阜陵”正相类。

  从年岁上说,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涂逢豫比吴敬梓小十一岁,而与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吴烺基本是同辈人。但从诗作看,涂逢豫和吴敬梓之间却颇为昵洽,因此当得知吴敬梓将去扬州的时候,涂逢豫在诗中以“三分酥雨红楼箔”、“更无金粉识樊川”、“遥知鄂被舟中夜”等语相赠,这固然与涂逢豫“修词爱文绮”(38)的写诗风格相关,却也说明了两人之间的亲厚,因此可以“剧谈杂雅谑”(39)。

  《寄吴敏轩》与《赠吴敏轩四首》同在卷一《红豆吟》,据涂逢豫所作小序,此卷诗是“予弱冠以后十馀年诗也”,则这些诗作的写作时间约从雍正九年(1731)年起。第二卷《山璺集》为“自壬戌(乾隆七年,1742)至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作,则卷一存诗的时间下限应为乾隆七年。但在卷一中,有些诗作的时间却明显超出了这个范围,如卷一第七首诗为《奉酬戴雪村学士同侯夷门少尹东廨梅花唱和之什》,侯夷门少尹指时任江宁县丞的侯嘉翻,而据《江宁新志》,侯嘉翻于乾隆十一年才担任江宁县丞之职(40)。此诗之后还有《袁简斋大尹集徐氏园亭分得两字》一诗,袁枚任江宁知县为乾隆十年,招集江宁诸生会于徐园之事在乾隆十年的秋季(41)。此外,在《赠吴敏轩四首》之后数首为明确标识了时间的《癸亥暮春偕谢春垓沈厚田郊外看牡丹即事四首》,癸亥是乾隆八年,也超出了小序中所言卷一的时间范围。

  由此可见,从时间的角度看,卷一《红豆吟》的编排顺序颇为杂乱,既有不在本卷时间范围之内的诗作,诗作前后的次序也没有统一的规则,这与此后诸卷基本按照时间先后有序排列颇为不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应是由于《怿堂诗钞》的编订应在涂逢豫七十五岁以后,由于时日最为久远,作为早年诗作的《红豆吟》在时间方面也便显得颇为杂乱。而这种时间编排上的杂乱也为确定《寄吴敏轩》与《赠吴敏轩四首》五首诗的写作时间带来了困难。从《寄吴敏轩》中的“忆君广陵去”以及《赠吴敏轩四首》中的“时将之广陵”之语来看,五首诗或是写于吴敬梓客居扬州之时,或是写于他将赴扬之际,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沈大成所说的吴敬梓“出游江淮间,留扬最久”(42),也应是吴敬梓落拓之后,为生计不得不频繁奔波于南京、扬州之间的真实写照。

  《怿堂诗钞》不仅留存了涂逢豫给吴敬梓的五首赠诗,还有与吴烺相关的两首诗作,即卷三的《涧泉学士招饮同吴杉亭舍人分赋得二首》以及《中秋月下仝杉亭观九青图》。乾隆二十二年(1757)涂逢豫以优行出贡,“戊寅夏赴都。己卯朝试毕,入成均,旋以京兆榜获隽。因萱堂笃老,庚辰六月遄归”(43)。而在戊寅(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涂逢豫在京的这段时间,担任内阁中书之职的吴烺也在京城。两人在南京时便是好友,据涂逢豫诗中的“舍人相去一牛鸣”(44)之语可知,两人的居所离得很近,因此应有颇为频繁的交游。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涂逢豫曾给涂长发写诗,并叙及自己在京的状况,有“忘形四五人,置酒时盘桓”(45)之语,这四五个知交好友中,也当有吴烺在内。而吴烺在戊寅年所写的《秦学士招饮寓庐喜涂长卿至分得痕字横字二首》既是两人在涂逢豫此次入京后的初次相会,也可与涂逢豫的《涧泉学士招饮同吴杉亭舍人分赋得二首》做充分的对读,因为两首诗都是同一次雅集的分韵之作。

  三、与吴敬梓相关的其他问题考辨

  除了与吴敬梓父子相关的这些诗,《怿堂诗钞》中还有多首涉及《儒林外史》原型人物的诗作,如《留春诗仝戴雪村吴蒙泉先生暨秦涧泉樊轸亭同赋》《题李蘧门板舆花径图》《和商宝意司马惆怅诗》《秋日晤李啸村于秦淮水阁赋赠二首》《次韵酬朱草衣》《题李啸村画荷》等,所涉及的原型人物包括吴培源(虞育德之原型)、程廷祚(庄绍光之原型)、樊明征(迟衡山之原型)、李本宣(蘧公孙之原型)、商盘(向鼎之原型)、李葂(季苇萧之原型)、朱草衣(牛布衣之原型)等,与赠与吴敬梓的五首诗一样,这些诗都集中于卷一,从中也可看出卷一《红豆吟》在讨论吴敬梓交游以及《儒林外史》成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颇为可惜的是,涂逢豫的《红豆吟》并未完整保留在《怿堂诗钞》中,据涂逢豫在《红豆吟》小序中所说:“自维少作,原不足存,而追忆昔人,并抚旧物,不忍弃也。故删汰绮语,存十之一。”这也便是陶湘在序言中所说的“曩所为谐声摘艳者十汰其九”,经过涂逢豫自己的删汰,原本的《红豆吟》只有十分之一的作品被编入《怿堂诗钞》,其馀的十分之九都没有留存下来。

  不仅是《儒林外史》的原型人物,对于探讨吴敬梓父子交游圈中的其他一些士人,《怿堂诗钞》也有着颇为重要的价值。这些士人包括戴瀚、程丽山、杨绳武、秦大士、陶湘、严长明、戴翼子、金兆燕、江昱等,通过相关的诗作,不仅能够勾连出涂逢豫与这些士人的交往,也能够还原一些重要活动的细节。

  如卷八的《元夕行》应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时年已六十四岁的涂逢豫正在潜山县任训导之职,在“忆昔江南元夜时”,涂逢豫写道:“楼上红妆笑语妍,筝琵竞奏相夫怜。珍珠连绾葡桃锦,彩凤双栖玳瑁筵。裙屐盈盈辉绮席,词人狎客簪朋集。击钵裁诗满座惊,分曹时覆千人敌。”从这些诗句中足可看出当年元夕之夜南京诸名士雅集的盛况。就此而言,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怿堂诗钞》中写及花朝会的两首诗作。

  花朝会是当时南京城中颇为重要的士人雅集,据孟醒仁先生所著《吴敬梓年谱》,花朝会至少在乾隆六年(1741)、七年、八年都曾举行(46)。吴敬梓和吴烺也曾经参加此会,并将其写入诗作。吴敬梓在《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一诗中写道:“今年城北花朝会,鶣鸦拉纷无赖,四座都为失意人,老伶阑入欢声大。”(47)吴烺则写有《花朝宴集程丈丽山护兰斋中四首》,其中提供了较多雅集信息的是第四首:“洛社年年逸兴新,百壶仙酒酹花神。香山九老风流在,记取花朝社里人。”(48)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吴烺还写有《家爱棠锡山官舍喜晤蒙泉先生八首》,并回忆起当年的花朝会:“忆向秦淮泛画船,花朝嘉会旧因缘。而今老辈销磨尽,无复歌笙醉绮筵。”(49)

  对于与吴敬梓父子关系密切的花朝会,《怿堂诗钞》中的两首诗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首先是花朝会的时间。花朝节有二月初二、十二以及十五日三种不同的说法(50),孟醒仁先生引用戴瀚《花朝丽山程丈招同人集》中所写“四序佳逢春序半,百花光在杏花深”(51),认为“赖戴诗,得知丽山所择取花朝为二月十五日”(52),但通观全诗,连同这两句在内,并未确言花朝会的时间,所谓“春序半”应当也只是一个约指。而据《怿堂诗钞》卷一《二月十二日程丈丽山率为花朝之会即席成句和杨皋里吴蒙泉两先生》一诗的题名可以明确知道,程丽山举办花朝会的时间是二月十二日。

  此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十五岁的涂逢豫客游四川之时,又回忆起四十馀年前的花朝会,并写下了《后花朝诗》一诗,其中的小注有“程丈丽山岁为花朝会集,诸同人赋诗”(53)之语,这也可印证吴培源在《壬戌花朝再集程丈丽山斋头即席四首》(其三)中所说的“此后金陵添故事,年年觞咏及花朝”(54)。

  其次是参加的人员。从吴敬梓、吴烺的诗作中可知,当时参加花朝会的士人颇多,涂逢豫的《后花朝诗》中也道:“同时把臂多唫客,嘤鸣群数新安宅。”对于参与者,吴蒙泉在《花朝宴集程丈鹿(55)山宅同诸前辈作》(其一)中通过小注,列举了其中的六人:“座中为杨文叔太史、戴巨川宫詹、王岩夫员外、周织甸太守及绵庄、蘧门诸君子。”(56)而《后花朝诗》有“前辈风流擅盛名”之语,后面的小注则云:“吴门杨皋里、梁溪吴蒙泉先生、江阴沈凡民、北野程绵庄、北谯吴敏轩皆与此会。”由此可见,吴敬梓与杨绳武、吴蒙泉、程绵庄等人一样,被涂逢豫视为“前辈”,而除了此前已知的参与者之外,与袁枚过从甚密的沈凤(字凡民)也参加了花朝会,并且吴敬梓与沈凤之间也肯定存在交游。

  再次,通过《后花朝诗》还能知道花朝会的一些具体情形,诗中的“迭舞征歌石板桥,清词绮语联裙屐。前辈风流擅盛名,氍毹香暖萃诸伶”等句向我们展示了花朝会的热闹景况:既有歌舞,又有诗词唱和,同时还有戏曲表演。特别是最后一句“氍毹香暖萃诸伶”,对于我们解读吴敬梓以花朝会为背景写就的《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在这样充满娱乐气氛的聚会中,在诸多技艺高超的伶人里,吴敬梓却偏偏对“蹒跚两足不成行”、“缓步氍毹歌一声”(57)的王宁仲印象最为深刻,并将对于才人沦落失意宿命的深切感慨与悲悯蕴含在对于王宁仲的诗歌题咏中,这种热闹场中的冷眼与冷峻其实贯穿于《儒林外史》之始终,也为我们勾连吴敬梓的行迹、诗歌与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总之,涂逢豫的诗集《怿堂诗钞》为《儒林外史》研究提供了诸多资料,从中不仅可以清晰梳理身为吴敬梓、吴烺父子好友的涂逢豫的行迹与交游,对于探讨吴敬梓的交游以及《儒林外史》的写作过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交游圈而言,涂逢豫与吴敬梓、吴烺在南京的友朋存在相当大的重合,而其中的很多原型人物都出自他们共同的知交好友。实际上,对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涂逢豫这一人物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仅仅在于这些现实的人际交往,他与《儒林外史》之间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四、涂逢豫与《儒林外史》中的余夔形象

  在《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四回,被评点者视为书中“第二人”(58)的庄绍光正式登场。而就在庄绍光出场之前,此回中还联袂出现了两个士人,一个是萧柏泉,另一个则是余夔。就重要性而言,这两个士人显然不能和庄绍光相提并论,但从人物特色的角度说,这两个士人却颇为引人注目。书中写道:“这两个名士独有两个绰号:一个叫‘余美人’,一个叫‘萧姑娘’。”(59)以美人、姑娘这样的绰号称呼士人,在《儒林外史》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两例。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多有原型人物,并且在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的姓名字号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而余夔与涂逢豫的姓氏名字正有着这种颇为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姓氏,“余”恰好是“涂”字的半边,这与将冯祚泰之“冯”转为小说里马二先生之“马”手法正相同。其次是名字,涂逢豫,字长卿,一字怿堂。余夔字和声。《尚书·梓材》中有曰:“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60)由此可见,余夔字中的“和”便是依据《尚书》中的这句话,从涂逢豫之字“怿堂”中的“怿”转化而来。而余夔的名字也同样出自《尚书》,《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61)因此,余夔的姓氏名字是从涂逢豫的姓氏名字中生发出来,小说中余夔的原型人物应当是吴敬梓、吴烺的好友涂逢豫。

  事实上,不仅是涂逢豫和余夔的姓名字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物性情也是如此。袁枚称涂逢豫“修洁自好”(62),宁楷在《钟山书院同学志》中则说得更为细致“涂氏喜休洁,风流自赏,所著《红豆吟》多艳思”(63),在陶湘写给涂逢豫的序言中也说其“少时好为绮丽之词”(64),对此,涂逢豫自己亦以“修词爱文绮”(65)概之。正是根据这些友朋的共同评价,《蒲褐山房诗话》称涂逢豫“才情旖旎”(66),《金陵通传》也说其“喜为绮丽之词”(67)。一方面是外貌的“修洁”与“风流自赏”,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创作方面的“绮丽”和“旖旎”,这两者既共同构成了小说中余夔“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举止风流,芳兰竟体”(68)的外貌特征,同时也是其“余美人”绰号的由来。

  从年岁上说,涂逢豫比吴敬梓小十一岁,与吴烺应属同辈,因此涂逢豫会将吴敬梓称为“前辈”(69),也正是因为这种年岁和辈分上的差距,《儒林外史》将余夔写成了一位“少年名士”(70)。此外,《怿堂诗钞》卷一有《春日自采石归里》一诗,在《次韵酬朱草衣》的小注中也有“时予客采石”之语,而在朱卉的《草衣山人集》中亦有《寄涂长卿》一诗,起首便是“伊人游采石”(71)。可见涂逢豫曾经客居采石,而这也或许是小说将余夔的籍贯从江宁挪到采石,称其为“采石余夔”(72)的原由所在。

  在《儒林外史》里,余夔的人物性格主要展现于第三十四回,余夔参加了薛乡绅家的宴请,座中还有马二先生、蘧公孙、季苇萧、高翰林等人,在叙述席间所谈时,小说中有道:

  席间谈到浙江这许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风景,娄氏弟兄两个许多结交宾客的故事。余美人道:“这些事我还不爱,我只爱夫家的双红姐,说着还齿颊生香。”季苇萧道:“怪不得,你是个美人,所以就爱美人了。”(73)

  从结构上说,这番问答巧借席间闲谈勾连前文并引发下文诸人对于杜少卿的品鉴,自有其妙用。而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考虑,则又是在小说中说话机会不多的余夔自我性情的一番重要呈现。在诸名士雅集的时候,谈的都是名胜之景状以及名士之间的交往和轶事,但在其中,余夔却突兀而轻薄地将话题引到蘧公孙家的侍女双红的身上,与整个雅集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更为不妥的是,双红牵涉到蘧公孙家颇为隐秘的私情,而双红与宦成的私奔不仅是蘧公孙的家丑,也是他内心之中情感的旧疤痕。尽管小说颇为微妙地完全没有交代蘧公孙听完此话后的反应,但便如天目山樵在余夔这句话后所做的评语“夫闻之以为何如”(74),余夔固然是在开玩笑而已,可所引发的蘧公孙心中的尴尬和不快,却是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后面的留白去揣知的。相对而言,季苇萧之话也是戏谑,却巧妙地以余夔“美人”的绰号应对了余夔令人尴尬的玩笑,并化解了席间可能会发生的冷场甚至是龃龉。

  需要指出的是,余夔以“我只爱夫家的双红姐,说着还齿颊生香”之语进行戏谑,与其原型人物余夔也有着颇为绵密的联系。如前所论,涂逢豫的诗作“多艳思”(75),其性情也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言“好向六朝斜照里,美人醇酒度年年”(76),余夔在席间所言正本自原型人物涂逢豫的这些特性。此外,涂逢豫应当也是爱戏谑之人,在给吴敬梓的《赠吴敏轩四首》(其四)中,涂逢豫以吴敬梓“时将之广陵”为由头,在诗中通过“三分酥雨红楼箔”、“更无金粉识樊川”、“遥知鄂被舟中夜”等绮语相谑,既显现出友朋之间的昵洽,也透露出涂逢豫对于戏谑的喜好。就此而言,吴敬梓将余夔设置为“余美人”,并让其满口绮语,或许也正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雅谑。

  但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对于余夔的塑造并不仅仅只是挪借原型人物涂逢豫的相关特性进行雅谑而已,藉由涂逢豫的这些特性,余夔这一人物的塑造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用意,这也涉及到与余夔相关的另一处情节。在第三十四回所写及的宴席正式开始之前,此次宴会最重要的宾客高翰林驾到,在首席坐下之后,高翰林一一问及座中诸人的名姓:

  便问:“这两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萧姑娘各道了姓名。又问马、蘧二人。马纯上道:“书坊里选《历科程墨持运》的便是晚生两个。”余美人道:“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77)

  在余夔的回答中,最为有趣的便是“世弟兄”三字。所谓“世弟兄”,是一种科举关系,指的是两人的父辈是科举考试中的同年或同门,因此若论起世谊,可以互称世弟兄。但蘧公孙的祖父蘧祐是南昌太守,余夔的父亲是南昌府学的教官,两人只能算是同僚,而不是同年或同门,并无任何世谊可言。退一步说,就算是有世谊可论,则也是蘧公孙之祖和余夔之父同辈,按照这样的辈分推算,余夔应是蘧公孙的世叔,也不是“弟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世弟兄”三字都错得一无是处。再退一步而言,就士人之间的礼仪来看,即便是辈分更高的世叔,在称呼对方时也应称其为“世兄”(78),这或许是余夔“谦逊”地没有提及两人之间的叔侄关系,而只是称以“世兄弟”的原因所在。可无论如何,将自己的辈分抬到比自己更为年长的蘧公孙之上,还是极不妥当之语。而余夔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错话,其奥妙便在于天目山樵在余夔这句话后面所加的四字评语“急欲攀附”(79)。

  实际上,当时在座的都可谓“名士”,因此,在高翰林问及各人名姓时,亦是各人展现“名士”来由的契机。就此而言,马二先生头一句话便说“书坊里选《历科程墨持运》的,便是晚生两个”,正是要在一语之间显露自己的名声所在。而迟衡山则简单地以“贱姓迟,字衡山”应对,也正符合迟衡山襟怀冲淡的品性,但季苇萧却适时地补充介绍道:“迟先生有制礼作乐之才,乃是南邦名宿。”(80)

  相对于马二先生和蘧公孙的选家之名以及迟衡山的礼乐之名,余夔、萧柏泉二人全无可以拿得出手的名声,因此在自我介绍时只能“各道了姓名”而已,可这淡淡一语显然很难在高翰林心中留下印象,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余夔心中的焦急。而此后他脱口而出的“世弟兄”之语也便显得顺理成章:看似他是在如季苇萧一般在为蘧公孙补充遗漏的家世信息,实则却是在为说出自己的家世创造机会。令人尴尬的是,与“南昌太守”相比,“南昌府学”实在有些相形见绌,而这也是余夔以“世弟兄”三字去绾结与蘧公孙之间关系的原由所在:在这样的攀附中,似乎他也可以沾染名宦之后的风光,在“纱帽蟒衣”(81)而来的高翰林那里赢得更多的关注。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由于太过急切,慌不择言中的“世弟兄”三个错字非但不能为他带来更多的青睐,对于以出身科举正途自傲的高翰林来说,只能在其心中徒留笑柄。

  因此,吴敬梓不只是将原型人物涂逢豫多艳思、好戏谑的特质挪用到了余夔这一人物的身上,还借此赋予了小说中的余夔更为深刻的命意:相较于其他士人,除了相貌之外,作为少年名士的余夔其实别无所长,但他的逐名之心却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急切。这种急切的求名之念却又与其自身的才薄学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融合:每每因为急切而急于发言,却又由于急切而失言。

  根据涂逢豫和余夔两人之间的比对可见,吴敬梓将涂逢豫多艳思、好戏谑以及年辈等信息都带入小说,但余夔的好名心切、逢迎与轻薄却又似乎在消解他身为吴敬梓“好友”的这重身份——吴敬梓对于余夔这些刻画似乎都已越过了友朋之间雅谑的界限。从一个方面说,涂逢豫或许原本就有这样的品行。例如陶湘与余夔“居相近,年相若”且“交又最深”,但对于涂逢豫的“少时好为绮丽之词”,却也“见之弗善也”。因此,吴敬梓也可能是基于相同的情感,将“折节读书”、“与古为徒”(82)之前的涂逢豫挪用到小说中,而余夔可笑的言行也正来自于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余夔却又超越了仅以个体士人存在的简单状态,在和其他士人的碰撞和勾连中,呈现出复杂而深厚的意蕴,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余夔这一形象的错谬言行是否都来自于涂逢豫,他都是不同于涂逢豫的另一客体,而这一客体也与吴敬梓对于涂逢豫的好恶喜憎无关——即使其形象或许完全得益于涂逢豫所给予的塑造灵感。

  五、馀论

  综上所述,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怿堂诗钞》对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怿堂诗钞》可以清晰考辨其作者涂逢豫的行迹和交游,同时也为我们探讨涂逢豫与吴敬梓、吴烺父子的交游,以及吴敬梓父子与其他友朋的交往提供了诸多资料。除此之外,通过姓名字号之间的联系可以知道,涂逢豫便是《儒林外史》中余夔的原型,吴敬梓将涂逢豫的很多人物特性挪用到小说中,并以之为基础,塑造了余夔这一人物。而仅就这一原型人物的考论而言,《怿堂诗钞》同样提供了颇为关键的线索和材料。

  通过对《怿堂诗钞》的考论,对于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现实背景,我们能有更为深入地体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朝会。花朝会汇集了小说中最被标榜的三个士人的原型:即吴培源、程廷祚和吴敬梓,同时还有程丽山、李本宣、涂逢豫等被写入小说的士人的参与,南京士人圈中的重要人物杨绳武、戴瀚、沈凤等人也现身其中。而联系小说中所写,无论是在上半部还是下半部,士人雅集都是极为重要的叙事内容。因此,吴敬梓从花朝会中汲取了哪些写作资源,又如何以花朝会这样较大规模的士人雅集为取材对象进行小说书写,无疑都是颇具价值的研究议题。仅以戏子为例,花朝会中的“氍毹香暖萃诸伶”(83)被吴敬梓写入诗歌,便成为了《老伶行》;在小说中,这一老伶又很可能被融入了鲍文卿的形象之中(84);而在薛乡绅家的宴席里,缺席的钱麻子又或许代表了吴敬梓对于诸伶荟萃之雅集的另一种观感和思考。《怿堂诗钞》留存的这些士人雅集的原始材料向我们表明了在现实资源的汲取和文学写作之间的多重可能性,而这同样是值得进一步去追索的。事实上,仅就余夔这一人物而言,其形象塑造以及意蕴表达也是通过士人雅集去完成的。在薛乡绅的宴席之中,余夔的所有言行都与在座的士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急切因此而得以表露,其错谬也因此而被触发。这些士人雅集既给予了吴敬梓冷眼旁观、深刻洞察的契机,同时也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深层意旨的表达提供了恰切的场景。

  对于涂逢豫以及《怿堂诗钞》的考察不仅对《儒林外史》写作过程的研究非常重要,或许也能为《儒林外史》成书过程的探讨提供某些线索。涂逢豫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与吴敬梓的另一好友宁楷恰好同年。涂逢豫与宁楷是钟山书院的同学,在宁楷的《修洁堂初稿》中有数首诗都与涂逢豫有关,如《病中杂感十六首》(其二)、《赠涂长卿二首》等,从这些诗作可知,涂逢豫与宁楷也是知交。而这两人也同样都是长寿之人,宁楷于嘉庆六年(1801)去世(85),享年九十。而据前考论,涂逢豫卒年的上限不会早于嘉庆五年(1800),其卒年或亦与宁楷相仿。在宁楷的《修洁堂初稿》中,有与《儒林外史》成书密切相关的《儒林外史题辞》。这也就意味着,身为吴敬梓和宁楷的好友,并且其卒年已接近卧闲草堂本刊刻时间即嘉庆八年(1803)的涂逢豫,或许也会知道有关《儒林外史》成书过程的关键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怿堂诗钞》卷六中有《寄怀金棕亭》一诗,题名下的小注中写明“时为扬州教授”,可见此诗是在金兆燕担任扬州府学教授之时所写,而据金和所作跋语,《儒林外史》“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学教授时梓以行世”(86)。虽然在《寄怀金棕亭》一诗中,涂逢豫只说及了金兆燕所作的传奇《旗亭记》,并没有提到《儒林外史》,但这种时间上的重合,以及涂逢豫作为吴敬梓、金兆燕共同友朋的身份,还是提醒我们应给予涂逢豫这一人物更多的注意。事实上,从《怿堂诗钞》可知,即使到了晚年,涂逢豫也一直在怀念包括吴敬梓在内的南京友人以及当时的交游,整部《怿堂诗钞》的倒数第三首诗便是忆及吴敬梓以及南京友人的《后花朝诗》。因此,涂逢豫或许也会在其他的一些作品下留下某些重要的信息。

  但略显遗憾的是,在涂逢豫的诗集中,载有与吴敬梓等南京友人交游状况的《红豆吟》目前只能看到删汰后留于《怿堂诗钞》的十分之一。而《续纂江宁府志》所记载的涂逢豫另一部诗集《林於阁诗》也不知亡佚与否。此外,《怿堂诗钞》存诗时间的下限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此之后涂逢豫有无诗作结集传世亦不得而知。倘或能发现涂逢豫更多的作品,对于《儒林外史》研究应当还会有新的推进。

  说到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在《儒林外史》最末的第五十六回,余夔既进入了儒修名单,也进入了“幽榜”。在“幽榜”中,余夔名列三甲第三十一名,也是整个幽榜的倒数第二名。而在标注余夔的籍贯时,书中写道:“南直隶上元县人。”(87)这一信息与余夔刚出场时所交代的“采石余夔”完全不符。但微妙的是,从《怿堂诗钞》所署“上元涂逢豫莼溪氏著”中便可知道,余夔的原型涂逢豫恰是上元人。因此,这既是进一步证明了余夔的原型就是涂逢豫,同时也说明了第五十六回的写作者在写到幽榜的时候,忘记了此前对于余夔籍贯应为“采石”的叙述,而将原型人物的籍贯带入进来,以至于出现了这一前后不符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幽榜的写作者无论是谁,都熟知余夔的原型涂逢豫。因而,从涂逢豫及其诗集《怿堂诗钞》入手,由此继续延伸,对于《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或许也会有新的进展,而这同样有赖于更多新文献的发现。

  (本文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史梅、时文甲、李轶伦等老师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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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叶楚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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